大判決 凸顯多少司法問題

吳景欽 2009.09.12

 號稱為世紀審判的扁案,終於判決,檢察官起訴前總統四大案,除南港案外,其餘皆判有罪,並處以無期徒刑,惟如此判決果真能服眾?

 不管是國務機務費或者是行政首長的特別費,目前皆乏法律明文,僅是以預算審查方式受立院監督,而針對特別費到底該如何使用,到底是公費,還是實質補貼,在缺乏法律明文下,都是由行政機關以函示方式為解釋,惟行政機關間對特別費解釋亦不相同。更重要是,檢察官與法官乃依法為訴追與審判,自然無庸受到這些解釋拘束,在目前司法實務對於特別費見解亦屬分歧下,如此結果必然造成,不同的檢察官或法官對類似案件為歧異的處分與判決。由於同一法院曾對特別費案為無罪判決,因此,對性質相似的國務機要費,若為無罪判決,除非能有相當堅強的理由,來說明特別費與國務機要費在本質上的區別,否則將產生是否有差別的懷疑。

 至於龍潭案,被告收受利益已屬事實,其亦不否認,惟仍堅稱此為政治獻金或佣金,非不法所得,此點出了貪汙罪定罪最麻煩的問題,即政治獻金與受賄的難以區分。因公務員收受私人利益,並非必然成立受賄罪,其中一個關鍵是,收受利益必須與圖利私人行為間具有對價性,而此對價性該如何證明,在司法實務是相當困難的。以扁案為例,雖可以總統的高度,在無事不能管下,自然也有權力與能力去決定任何事,而以此來證明其收受利益是有對價性的。惟如此的說法,卻忽略了法治國家所必然出現的分層負責、相互制衡的行政體系。

 因此,欲證明對價性,除了證明其收受利益外,更必須證明總統有以其權力高位,來迫使下級公務員就範,而為有利於特定人的決策的事實。如此的證明相當困難,也凸顯檢察官在法庭舉證的重要性,若檢察官無法具體證明此種對價性,法院基於中立的角色,自然不得僅以「理所當然」、「想當然爾」等而為有罪的判斷。至於洗錢部分,必須是在證明被告犯有前置犯罪下,才有論罪的可能,而由於陳水扁所涉及者乃屬於貪汙的重罪,洗錢乃屬於前行為的一種延伸,且在基於無期待可能性下,即便有之,也屬於不罰的後行為,而被吸收,而變得不是那麼重要,此時該思考的,反而是龐大的利益該如何沒收、追繳與追徵,若僅是判重罪,而無法追及此部分的利益,判決所欲彰顯的正義,恐也是虛幻。

 扁案所凸顯的,不僅是一個個案,在某種程度,藉由此案,正可將長年累積的司法問題,完全暴露出來。在法制層面,關於賄賂與政治獻金的界限不清,國務機要費與特別費的缺乏法制化,不僅讓有心者有機可乘,同時也造成司法者的恣意,而產生一種不公平的對待。惟藉由扁案的發生,也是個契機,不僅可以督促立法者將法律明確化,同時也在督促法官在審理案件時,不能滲入過多的道德情感與個人情緒,而對於任何案件,不管被告是皇親國戚也好、販夫走卒也罷,都能以平常心為公平對待,更重要的是,司法的公正性不是建立在判決書的長篇大論,而是建立在邏輯與證據。

(作者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)

□ 〔 資料來源: 中國時報|引用網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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